司法机关只有充分发挥开放型基本权利体系中的主体、行为和法益要素的解释机能，将其作为各个部门法中规范与事实勾连的共识性判断标准，才能实现类案判断的普遍化。

引申来说，在他们看来，习惯的本质是部落社会文化的体现。作为法人类学的先驱者，梅因在对古代法典的探究中，专门对英文的习惯概念进行了论述。

当然，习惯作为一个事实，离开了社会，就会失去存在意义以及不同社会场域有不同习惯等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从习惯的动态性与多元性本质视角出发，会发现该习惯的价值、功能与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情境场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一是很多学者已然认识到，理论意义上的概念论述，需要同时兼顾历史学与语义学视角，而历史的时间性与语义的相似性之间的结构张力，是静态意义的学理论述无法消解的。这是因为，习惯具有一种文化功能，可确保族群生活的延续。除了如上几位代表性学者及其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也是将法律多元作为论题，或是运用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或是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聚焦于习惯的规范阐释，如普里博多（Bono Budi Priambodo）在对印度尼西亚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关系的探究过程中，便尝试从目的与关系视角对习惯予以规范阐释，以厘清习惯与国家法的动态关系，以及习惯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该学说的最早出现，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法人类学界对马林诺夫斯基有关习惯与法律概念的认知混乱的批判。先有行为规律，继而才可能有作为对行为规律总结的习惯。第一，对大湾区建设，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仍然要发挥统一领导作用。

而这正是大湾区规则体系中内地港澳关系的体现。中央特区关系是广义央地关系的子集，所以央地关系所带来的因素在大湾区也存在，只不过形态和长三角不尽相同。[18] 王振民、孙成：《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29] 唐志远、颜佳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公开文本的分析》，载《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此时中央政府部门所代表的，实质上是与港澳对等的内地这一经济体。[34] 参见朱景文：《欧盟法对法律全球化的意义》，载《法学》2001年第12期。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地同各地区签订经济、文化类协议。如果仍然按照两步走程序制定大湾区框架协议的附属规范性文件，那么建立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和经济特区法规之间的直通车是比较现实的法制协调安排。实际上，中央特区关系是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及港澳社会）的关系，在我国虽有特殊性，但本质上和一般的中央地方关系别无二致。但中央政府是行政机关，如果希望由司法性质的中立机关出面解决，也许可以探索进一步发挥位于大湾区的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的作用。

在大湾区，政策协调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之间。特别行政区可与内地司法机关通过协商进行司法互助。此处需要说明，外交部驻港驻澳的两特派员公署、两中联办、两驻军等都不是两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称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在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机构。实际上，认为宪法是特区居民的行为规范并无问题，只不过宪法作为裁判规范的功能和港澳基本法尚有不同。

澳门基本法中没有出现内地字样，其第一百三十三条用全国其他地区替换了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的内地。在内地港澳关系中，矛盾着的是被地理空间分开的内地社会和港澳社会，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比例、社会生活方式不同，即便如此，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不断壮大的内地社会主义经济。

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降低交易成本，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宜有专门机构负责制定。[16]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的看法，但也许可以对他们的解说更做展开。

港澳回归以来，宪法和基本法为特区的法治体系和价值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而内地港澳关系是长三角所不涉及的，它带来的因素也是大湾区所独有的。吴建璠早已提醒：有关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主要条文列入了第二章，另一部分条文则散见于其他各章，这是我们研究基本法必须注意的。1.广东省政府作为内地主要代表内地方面与港澳特区政府过去签订的协议，除司法互助协议由两基本法明文确定签约主体之一是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外，多是由中央政府部门出面的。在讨论中央特区关系时，邓小平仍然使用了主体这个词。[32] 叶一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机制建设刍议》，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

[36]本文的设想与她十分相近，但稍显激进，主要的考虑仍是尽可能提高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效率。但在这种语境中，主体不再是量的意义上的，而是质的意义上的。

[17] 对裁判规范和一般法律规则的精湛区分，参见张骐：《论裁判规则的规范性》，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香港基本法中还有全国其他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中国其他地区三种表述，其中都包括了中国内地。

[34]曾令良、姚艳霞则指出，欧盟法是一种新型的法律秩序。但两地治理结构的重心位置终归不同。

在1987年4月谈话中，邓小平谈到坚持宪法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或者简单甚至粗暴地套用中央特区关系的模板来处理内地港澳关系，把横向的跨域合作误认作纵向的垂直管理。为促进大湾区早日实现较高程度的规则一体化，跨域合作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执行和争端解决均宜有专门机构集中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业经行政长官同意，表面上看，决定政策者也不再是行政长官或者特区行政机关，而是一个特区域外特殊的内地机构。

当跨域合作协议尚属于框架性质时，这种两步走的程序是可行的。张亮、黎东铭：《粤港澳大湾区的立法保障问题》，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

第三，在内地港澳关系的语境中，邓小平所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的主体指内地（当时用语是大陆），不涵盖港澳。[31]所谓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类似于CEPA协议的补充协议和子协议，是未来落实大湾区框架协议需要制定的政策。

对于内地这一经济体，国家本没有设立相应的政权机构。对照可知，大湾区规划纲要的许多表述与长三角不同。

[9] 邓小平：《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载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二）基本法本身的规定两对关系在基本法上也各有规定。有趣的是，当中央政府部门不是作为内地经济体的代表，而是作为协调者和监督者出场时，他们往往会充当港澳方面利益的保护者。中央政府部门和港澳特区政府过去也签订过一些重要协议。

它们过去长期也是不一致的。但两基本法的其它地方也对此有规定。

唯一的问题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空间范围只占珠三角九市的一部分，通过经济特区法规构建的规则体系不能实现大湾区内地部分的全覆盖。邓小平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分析问题的哲学框架是且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

不论是立场还是路径，积极性的发挥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而‘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任何增减或形塑的余地。[10]无论身处港澳还是上海、深圳，身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要爱祖国、爱香港（澳门），这是一国两制所提出全国统一的要求。